包拯是北宋仁宗时代的名臣，是历史上著名的好官、清官。《宋史･包拯传》记载：“拯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。人以‘包拯笑比黄河清’。童稚妇女亦知其名，呼曰包待制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‘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’旧制，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。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，吏不敢欺。”
这个记载，不仅说明包拯刚毅为官，使“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”，而且为政多创举，如他改革了诉讼制度。在北宋，平民要告状，得通过“门牌司”层层上递案件。刁滑的小官吏，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。包拯裁撤门牌司，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，使“吏不敢欺”。
包拯的刚正不阿、一心为公、两袖清风、明察秋毫等品质与为政行为，不仅在历代影响都很深远，对今人亦不无启迪。
激浊扬清刚直
包拯，字希仁，安徽庐州人。北宋天圣进士，先后任天长县令、权开封府、监察御史、龙图阁直学士、枢密副使等职，人称“包青天”。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、巡视郡县、纠正刑狱、肃整朝仪等事务，包拯任监察御史，曾直面天颜三谏反对超擢张尧佐。
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，志大才疏，为人浅薄，却凭借张贵妃的这层裙带关系，在仕途上春风得意。最初，张尧佐被委任为“三司使”。包拯极力反对，向皇帝谏议说，像张尧佐这样的人，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，更不用说“三司使”这样显赫的大官了。但是，宋仁宗一心想讨张贵妃的欢心，不但不理会包拯的谏议，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。
包拯非常痛心，继续上谏，坚持怒责张尧佐，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。到了第二年，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。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，痛加陈词，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，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。张贵妃老大不高兴，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，为其伯父张尧佐说情。宋仁宗告诉她说：“包拯进谏时，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！你只知道宣徽使、宣徽使，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！”
宋祁是北宋文学家。天圣二年进士，官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。曾上疏认为国用不足在于“三冗三费”，三冗即冗官、冗兵、冗僧，三费是道场斋醮、多建寺观、靡费公用，主张裁减官员，节省经费。并与欧阳修等合修《新唐书》（《新唐书》大部分为宋祁所作），书成，进工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。卒谥景文，与兄宋庠并有文名。宋祁本是殿试时的状元，宋庠为探花，但章献太后刘娥不同意，谓弟不可以先兄，将宋庠定为状元，而置宋祁为第十名。世人称誉兄弟俩为“双状元”，分别称为“大宋”、“小宋”。
宋祁诗词语言工丽，因他的《玉楼春》词中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句，世称“红杏尚书”。王国维曾赞“‘红杏枝头春意闹’，着一‘闹’字而境界全出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
但宋祁的生活作风极差，奢糜享乐，痴迷于蓄妾纳妓。他在任益州知州时，每顿饭必不少于三十六味菜，其中有十二味荤菜，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。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，分别为他摇扇、捶背、敲脚。在他下榻的床边，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，照顾他的随时需要。
宋祁又十分好色，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，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。他道德败坏，丑闻很多。后来，宋祁回到朝廷，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的“三司使”。包拯多次向皇帝上书揭发宋祁的丑行，终于使朝廷罢了宋祁的官。
“三司使”张方平也是被包拯参倒的。张方平早年多作古文，善论时事，享名一时。他对眉山苏洵及其子苏轼、苏辙都十分欣赏，并积极为之延誉。曾推荐苏轼为谏官。包拯参张方平的理由是抨击其假公济私。
宋仁宗嘉佑四年（1059年），京城开封发生一起因房屋归属产生的纠纷案。当时京师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，但却经营不善，欠下官府一百余万两酒曲钱。主管国家财政的“三司使”张方平屡次派人督催刘保衡还债，刘保衡自然不敢与官府抗衡，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还债。刘保衡的房屋甚是豪华气派，张方平在刘保衡拍卖家产时，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房屋。
这件事后不久，平地再起风云，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，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，而是一个无赖地痞，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。开封府派人调查后，发现刘保衡姑姑所说的情况属实。如此一来，当初购买刘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张方平就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，嫌疑极大。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，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，指责他身为三司使，却乘人之危，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，寡廉鲜耻，实在骇人听闻，如此小人，朝廷不能委以大任，处之以高位。张方平因此被免去了“三司使”的职务。
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，“兴贩私盐一万多斤”。案情揭发后，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。按法例，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，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。数量越多定罪越重。张可久非常狡猾，每次贩卖私盐，数量虽多，但是转手迅速，从来不留仓储，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。大理寺在判刑时，也无计可施。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。他说，张可久身为转运使，竟然目无法纪，公然贩卖私盐，如果以“见捉获斤两条贯定断”，则“议罪必轻”，因此要求“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”，加重处罚。在包拯的坚持下，张可久受到严厉制裁，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。
有一个叫任弁的官，也撞在包拯的枪口上了。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，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，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，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。根据宋朝的法律，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，不仅要做出赔偿，罚铜十斤，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。仁慈宽厚的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，御笔一挥，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。包拯上书据理力争，他说，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，利用职权，公器私用，知法犯法，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。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。
包拯还留下了一则七斗王逵的故事。王逵在任地方官时，横行不法，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，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。他把搜刮来的钱财，大量贿赂京官，谋取私利。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，并且随意杀害百姓。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，百姓闻风逃散，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，逃避迫害。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，但王逵一直受宠于上，平步青云，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。包拯为民请命，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，而且言辞一次比一次猛烈。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，民怨甚大的王逵终于被削职了。
在官场，敢于坚持原则激浊扬清，是最可贵的品质。这一点，包拯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出色，可谓战果累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