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有两个时期，是人才极之鼎盛的时期，一个是战国时代，一个是三国时代。
人才鼎盛只是因，创造出来的成就却是果。这两个时代，是中国文明史上两个高峰时期，恰巧这两个时期都被称为乱世。其间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成就、文治武略却完全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治世。
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，和思想自由不能割裂关系。不妨看些文献：
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。是以九家之术，蠭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辟犹水火，相灭亦相生也。”
这是班固在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》中的说话。说话很明显指出九流十家兴起的背景，和政治混乱有关。由于政治混乱，国君对人才的需索特别大，希望有能之士提出治国之方，使在乱世中脱颖而出。可以说，什么思想，受用与不受用，都有免于责难的先天优势。人吗？在乱世中希冀求出仕途，也竭尽所能，贡献才学，事实上他们都可称为“股肱之材”（班固语）。
时代因素促成曹操求贤
三国时代又如何？曹操为了加速达到统一全国的愿望，下达了三次的《求贤令》（史称“求贤三策”）。
建安十五年的《求贤令》：
“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乎？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之陋，惟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”
建安十九年的《求贤令》：
“夫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，苏秦岂守信邪？而陈平定汉，苏秦定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之有偏短庸可之乎？”
建安二十二年的《求贤令》：
“若文俗之吏，高才异质，堪为将守，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，其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。”
三次求贤令在八年间提出，可说对贤才的需求是多多益善。三次求贤令的主题是：具有智谋和能力就可。
这样的提法当然是有针对性的。汉朝的察举制，以孝廉为纲，重视人的品德、节操，加以门第观念甚深，到了三国时代，已不能像之前那样选拔人才。曹操的看法，一方面是见识，另一方面也是时代局限。总之，曹操他需要像管仲这一类在某方面有缺点但却极有能力的人才，多过碌碌无能的孝廉之士。
（此文删节自〈中国古代社会是珍惜人才还是排拒人才？〉一文）
作者： 郑楚雄
